1、沒有貴族的社會

一些頗有見地的歷史學家和文化學者認為自秦后，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沒有像樣的革命(貴族革命)。主要原因在于經過兩百多年的戰國紛爭，封建貴族勢力逐漸解體。貴族雖然解體，但是貴族的精神---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卻被以儒家為代表的平民階層(漢后主要指的就是士和農)傳承下來，并得到不斷的提倡。孔子被認為是在平民中教授貴族學術的第一人。

《周禮》中記載：“唯王建國，佐王以治邦國，大曰邦，小曰國”這其中的王指的就是封建貴族。“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指的就是兩大貴族集團之間的對抗，秦國是一封建勢力，楚國也是一大封建勢力，兩大集團之間的戰爭和之后的農民起義有著本質的區別。

到了漢，大一統的中央政權得到了初步的確立，文治制度逐漸落到實處。雖然一時也有分封王侯，但是這些王侯只食邑而不臨民，管理土地和百姓的有代表皇帝的文官。官吏雖然享有統治權位，但既非世襲，也非終身，只不過居于短暫的代理人地位。為自己而行統治，難免與被統治者對立，代理人則沒有這個必要。況且秦漢之后，做官的機會是開放給每一個人，官員主要來自民間。

隨著政治變化而來是經濟變革，土地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從過去的井田制逐步過渡到了稅賦制，土地得以流通和自由買賣。雖然一時受到政治權力的影響，土地有兼并集中之勢，但是最終都是草草收場，勢不可久!這也說明中國已經遠離了封建社會，而朝著另外一種更高的理想模式發展去了。

這樣一種社會結構中，階級對立在士農工商的職業分途中不斷消弭。君臨天下的帝王，當真成為了“孤家寡人”，與歐洲封建社會的大小領主構成統治階層大不相同。

秦以后，封建雖偶有回頭，卻難再復，在中國看不見統治階級而只能夠看見一個統治者。說是統治者，至多也就是一個統治的象征罷了，中國這樣大的局面，沒有法子真統治。由此，一方面，帝王要與民眾結好感，而不能對立;另一方面，萬一帝王倒臺，天下大亂，民眾也受不了。就這樣，社會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常常是一種消極相安之局面。

2、無兵的文化

在春秋時代，兵和民是對立分開的。車戰成為當時豪族列強之間戰爭的主要形式，軍器制作成為貴族保持其地位的一項重要事業。兵為社會上層專業，只有貴族階級才能夠成為兵。到了戰國，為圖霸業則變成全民皆兵，七雄如此，秦國更是具有代表性。但是漢后的兩千多年，確實存在無兵的現象。

常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一說。當兵的只有流氓惡棍或者以罪犯充數，演成兵匪難分之勢。有事的時候常借外族之兵，這種現象即使在盛唐的時候也很常見，為平“安史之亂”唐肅宗向回紇借兵15萬。中國最早發明了火藥，但是軍事火器制作工藝發展卻很遲緩，最終被西方列強用大炮炸開了國門。這和上面所說封建解體的社會形勢是息息相關的。

國家是一種秩序，秩序必依賴武力，武力只是一種工具，必然要有其操縱的主體。封建時代，武力操于封建貴族階級，工具和主體相互匹配。但是秦后封建消弭，帝王成為孤家寡人，武力沒有了交代，沒有交代必然容易失去了控制，強有力的武力也是社會事實所不允許。只有在兩軍對抗的前提下，要擁戴一個首領，才能獲得勝利，一旦對手消滅，則此方武力將無甘于服從一人的必要，弄不好就容易動亂。這也是歷史上創業之主最難應付的問題，除了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輕松搞定外，其他都是難免猜忌和殘殺。

武力難有交代，于是乎中國歷代帝王都要提倡與民休養，布德澤，興教化，乃至所謂“以孝治國”。窮兵黷武的帝王最終都是沒有好的下場。

3、亂世的出現

消極相安下建立的社會秩序需要各方的自我約束，所謂克己復禮，修身齊家。亂世的出現不外乎人心放肆，人心放肆導致維系社會秩序的禮俗失效。到了此步天下大亂。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

一方面，帝王傳承幾代后逐漸脫離社會和民眾，于外面的問題沒有了親切感受。“胡不食肉糜”之語響絕不斷。橫征暴斂，濫用民力，一味向外，不知自反成為一慣例。

其次，太平日久，人口增加，中國向來又不向外侵略，土地不增加，生產技術也沒有進步。一遇到天災，吃飯問題難以解決。再遇上暴君貪官逼上絕路，一經煽動，則饑民變為流寇，這也是歷史的慣例。

最后，處于帝王和民眾之間的士人---官員，也發生了問題，太平日久，風氣逐漸貪腐，一心貪財，對上諂媚，對下嚴酷，缺少了責任和自覺。

社會秩序至此無法維系，一有風吹草動，天下大亂!

4、流寇千里

中國的動亂首先起于一時一地的饑荒，饑荒將農民調動了起來，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自由散漫慣了的饑民要臨時組織起來必有賴一種宗教。如東漢末年有黃巾軍;唐末有黃巢起義;清末有太平天國等等。其中十有八九不得不依賴于一種宗教的號召，如白蓮教、八卦教、天主教等等。為要在短期內組織發動民眾而興起的宗教，內容上絕無好處。錢穆認為：這是中國農民革命自身的一個致命傷。

農民暴亂之勢一旦起來就必然有著流竄的要求，形成流寇千里之勢。一方面社會構造使然，封建消弭的社會構造，自由而散漫，國家缺少強有力的暴力彈壓工具，地方也缺少封建貴族，對流寇缺少強有力的抵抗和制裁;

另一方面，中國疆域廣，一般饑荒災難只在一地產生，要想乘著一時一地的饑荒而擴大，勢必采取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挾著良民，使他們無家可歸，無產可依，只能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樣就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流寇千里的現象。歷史上來看，歷次農民起義都是延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社會元氣損失大，而成事不易。

這種變亂，涉及區域越大，虐殺越烈，則裹挾越多。動亂起來就必然難以收拾。最典型的就是明末的李自成和張獻忠，足跡幾乎遍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所到之處，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危害之烈無以復加。根據歷史記載崇禎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攻陷洛陽，殺福王朱常洵，用他的肉和皇家園林里的梅花鹿一同烹煮，在洛陽西關周公廟舉行宴會，賜給部下食用，名曰“福祿宴”。

邪教裹挾下的流寇所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們的命運，使得他們只能破壞，難以建設，除非中途能夠做一些改變。朱元璋的崛起一開始也是依靠白蓮教，他最終的成功還是在于打出了反抗元朝外族壓迫的民族旗幟，加上其自身的雄才偉略，贏取了民心。

5、鑒古思今

當前的中國早已和百年之前的形勢大有不同，但是二千多年的歷史影響深遠而厚重，我們在看待和思考一些社會現象的時候還是能夠看見歷史的一些影子。就比如當前電商的瘋狂發展，從其發端到擴大，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對照上面分析來看頗可玩味。

電商巨頭瘋狂發展的背后有幾大因素。

1、從社會背景來看：一方面，傳統大實體業者的麻木、無力和軟弱，面對社會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和消費者的美好訴求遲遲難以給予很好的解決，對于電商潮流的興起也缺乏強有力的好辦法。

另一方面，行業法規制度的不健全和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不夠突出，讓社會經濟生活缺少規范;其三，民眾在各種風氣的影響下已經變得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只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做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電商的爆發發展似乎成為人心極度苦悶下的一種奪路而出，一種宣泄的路徑。技術是中性的，而技術背后的思想和價值觀才是根本，就如同將農民臨時組織起來的宗教一樣，電商巨頭通過這樣一種商業模式將其價值觀和生活理念傳遞給每一個消費者，妄圖建立自己的王國。

2、從發展的路徑來看：一方面通過利益把民眾調動起來，以資本補貼，競相低價傾銷，搶占流量入口，比如一元出境游，特價秒殺，比如B2B大額度的補貼，比如P2P高額的回報等等。

其次，就是積極宣導一種消費理念或者建立一種消費習慣，這種理念強調占有，強調自我，切合了消費者的功利主義心理，少了一種生活應有的欣賞和領略之含義。

其三，就是通過擴散流動，在全國范圍內大肆擴張，將一些實體業者或者普通民眾裹挾著和他們一起，這些業者一旦被裹挾將難以脫身，只能跟著往前走。競爭越激烈，則裹挾越多。這時候對于他們來說，是談不上服務提升的，更是談不上工匠精神，只有掙扎和煎熬。

當前整個實體經濟就是這樣一種形勢，難以看見希望和盡頭。這樣一種路子一味向外，最終也有違生活的欣賞領略之本意。這也將成為電商巨頭最為致命的傷。除非中途能夠做出改變，否則最終不得人心，歸于失敗。

老實說，這個時代誰要是忽略電商，誰就是不識抬舉，不懂人心。電商的發展可以說是一種求出路的社會經濟運動。電商巨頭其一開始也有其可愛之處，提出了很多契合人心的理想，比如：創造價值，服務社會、讓旅游變得更簡單、多快好省、品質生活等等。其短期內取得了這么大的影響也正是在于此。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不做調整，他的致命傷也會愈發的暴露出來。

當年洪秀全通過宣揚西方的宗教而裹挾著一群農民建立了太平天國。雖然有著民族的成分，但是其宣揚的種種理念根基太淺，并沒有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可，反而向民族文化樹敵。最終被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曾國藩領導的農民軍給消滅。

歷史可鑒!

來源：旅游圈高志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