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7年7月18日盒馬鮮生亮相時，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就表示：“西安要把‘盒馬鮮生’引進來，帶動就業，促進發展”。2017年9月，武漢市長萬勇表示，盒馬鮮生是典型的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于一體的“四新”經濟，希望企業發揮優勢、搶抓機遇、布局武漢，為廣大市民提供優質、便捷、安全的消費新體驗。而在今年1月，福州市更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全力打造“新零售之都”;國內社會零售總額排第一的城市上海也在近期宣布，將啟動打響“上海購物”的八項工程，其中第一項就是發展新零售促進新消費。

　　觀察中國的零售市場，會發現一個非常有特色的現象，那就是零售業存在著嚴重的地域分割。各大城市的零售商，除了超市、賣場等業態存在著少數的全國性品牌跨區域經營外，以百貨業為主的零售商絕大多數是本地品牌。

　　以國內零售業尤其是百貨業的領頭者上海百聯股份為例。從其2017年年報來看，在471.81億元的營收中，超過423.58億元(接近89.78%)來自華東地區。那么，在華東地區的營收中，源自上海的比例達到多少?盡管年報沒有披露相關數據，但是其26家綜合百貨門店有24家在上海，16家購物中心有13家在上海，可以合理推斷至少有一半以上營收來自上海。由此來看，中國百貨業的領頭羊居然是一家主要在一個城市運營的公司，這與其他發達國家的百貨業非常不同。

　　以美國的梅西百貨公司為例。梅西百貨起步于辛辛那提，在2017年的財富500強中排名第425，有257.78億美元的營收。2016年年報顯示，截至2017年1月28日，梅西百貨共有829家百貨門店，但是這些門店并沒有像中國百貨業那樣集中于一地，而是分散在全美各地：東北部以250家門店排名第一，但是其他各個地區也都有超過100家的門店。

　　行業的高度保護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所有制歧視，就是民營資本很難進入百貨業。2002年公布的連鎖業前十名中只有兩家民營企業，一家外資企業，其余均為國有或者國有控股企業。而國家統計年鑒顯示，2001年限額以上零售業企業的資產總額中，私營企業僅占6.7%。二是地方保護主義。國內各大百貨公司盡管都經過了公司制改造成為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但是如果追根溯源，它們和當地政府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外來競爭者很難有大的作為。

　　現在距離2003年已經15年過去了，如果從大的零售業來看，民營資本再也不像2002年那樣勢單力薄。今年2月23日，德勤根據2016財年(截至2017年6月的財政年度)全球各大零售商公開的數據發布了2018年度全球零售商力量報告。這份榜單上的全球前250大零售商中，中國(含香港、臺灣)共有15家零售企業上榜，電商巨頭京東以357.77億美元排名第一。入榜的15家零售企業中有10家的創始地在大陸，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各占5家，平分秋色，而從營業額來看，民營資本更是遙遙領先于國資背景的零售公司。

　　為什么民營資本能在零售業中后來居上?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民營資本通過電商和超市這兩個國有資本不注意的細分市場發起了進攻，通過提供更好的服務滿足了用戶的需求，從而在這場零售大戰中后來居上。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細分市場某種程度上是當時的主流零售商不愿意做的。

　　恰恰是因為主流零售商不愿意做，所以地方保護主義也就較為弱，這就給電商崛起提供了寶貴的時間窗口。我甚至認為，直到電商興起，中國才算真正實現了統一市場，打破了以前的區域分割，因為用戶坐在家中就能獲得來自全國甚至全球零售商提供的產品，而在線下市場是無法做到的。

　　為什么在討論新零售的時候要講這段陳谷子爛芝麻的往事?因為現在各個地方政府重視新零售，認為它可以給用戶提供更好的選擇，也能帶來就業。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新零售的崛起盡管會帶來增量，但是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對存量零售帶來沖擊，據說不少城市開設了盒馬鮮生門店以后，其競爭者的營業額應聲而降。

　　那么，會不會存在這樣一個現象，有些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會以各種理由來阻礙這些新零售門店在地方落地?我們知道，電商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是因為沒有地下門店各地無法阻礙其物品流通，而那些O 2O今天落地的門店就會遭遇各種各樣正式非正式的問題。

　　可喜的是，已經有西安、武漢、福州和上海等地政府公開表態歡迎新零售，希望其為用戶帶來更好的服務體驗和帶來更多的就業。那么，地方政府能夠為新零售提供什么?我想，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新零售最需要的，而不要管這家公司的股東來自哪里。甚至很多時候，地方政府要忍受當地國資背景的零售企業被兼并、收購甚至破產清算的后果。為什么阿里和騰訊從去年開始的“買買買”中甚少出現地方國資背景的零售企業?可能地方政府的擔憂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只有消除各種或明或暗的地方保護主義，新零售才能在各地落地，才能讓用戶享受到更好的服務。

　　來源：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